由此开启对杨德昌导演的朝圣之旅。如果说侯孝贤作品更多展现了“乡土台湾”的根源气质，那么杨德昌则更擅长以新浪潮的进路描摹个体在现代性与城市性洪流中的挣扎与苦痛。他的镜头非常冷静、克制、内敛，炉火纯青的蒙太奇手法简直是一种享受。《恐怖分子》的文本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面无表情地解剖都会人性的不堪一击之处——当一个麻木不仁、懦弱无能又试图通过丑陋伎俩升迁未遂男人遇上一个情感细腻、精神丰富又横遭禁锢的文艺女性，又一个恶作剧电话就能令一个家庭分崩离析，最后的一声枪响是与灯红酒绿的互文，也是对脆弱、疏离的人际关系的莫大嘲讽。“杀死好人”的背后映照，是人类情感在物质世界里崩塌的极度快速与难以挽回。杨德昌冷峻的现实批判主义由此更增一层绝望、无助之感。